周品俊的网络日志

朱慧卿绘

　　　　阅读提示

　　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强博士用手机上网时无意中打开一个手机网站，发现里面的图片和视频淫秽不堪。为保护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广大青少年免受“手机黄祸”的毒害，李强历时半年跟踪，写出三份报告，举报了100余个手机淫秽色情网站，揭开了手机色情网站背后的利益链条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强博士所做的《移动梦网(CMWAP)互联网服务调查报告》显示：淫秽色情手机网站、手机增值业务提供商(SP)、广告联盟与电信运营商结成相互依存的利益链条，是手机黄祸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根本原因。这条利益链条是如何逃避网络监管的？相关各方怎样“共存共荣”？李强为读者揭开了“手机黄祸”背后的商业黑幕。

　　“手机黄祸”有一条“绿色通道”

　　通过CMWAP接入模式传播

　　“你看，虽然全国扫黄办、公安部、工信部等有关部门正联手对手机黄祸进行严打，但色情网站依然大行其道！”25日晚9时30分，李强用自己的手机上网，演示给记者看：随手点开网址为“wapnr.us”的网站，马上蹦出“男人淫乐吧”的字样，里面的淫秽图片、视频令人作呕。

　　“没想到吧？还有你更想不到的。”李强说着，打开手机上网的另外一种模式——CMNET上网模式，还是输入刚才的域名，网页上显示的却是“阳光书吧”，里面的内容很健康。

　　“这是怎么回事？”

　　“在很多国家，比如美国，手机上网只有NET接入一种模式，和普通电脑上网一样，手机上看到的内容和电脑上的几乎是一样的。”李强解释说，“而我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NET接入模式，另外一种是电信运营商专门为移动增值业务及其代收费而开通的WAP模式，如移动梦网。”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国的网络监管措施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只要上网用户进入色情网站浏览，一般都能在几个小时内被监测屏蔽掉；但这种专门针对手机用户的手机色情网站，由于设置了针对IP地址的访问权限控制等手段，网络监管在日常的抽查和拨测中查不到这些网站。

　　“对于同一个域名的网站，中国移动的所有用户用移动梦网(CMWAP)访问，显示的是淫秽内容；而任何网络监管部门在电脑互联网上监测时，则显示为无法访问，即使访问到了，显示的也是健康内容。

　　“也就是说，淫秽色情手机网站通过专用的"绿色通道"——CMWAP接入模式传播淫秽信息，只有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才能访问，用电脑很难监测。”李强说。

　　“运营商获利最大”，却毫发未伤

　　除通过代收费提取分成，还收取GPRS流量费

　　通过移动梦网这条安全通道，色情网站、移动增值业务商、广告联盟与运营商是如何谋取利益的？

　　据李强介绍，四者之间是这样运作的：一些SP与各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签订代收费协议，由基础电信运营商为其在类似移动梦网的平台上推广的移动增值业务代收费，包括他们自己的业务。为推广这些业务，基础电信运营商也好，SP也好，往往会委托广告联盟发布这些业务。比如说，推广中国移动12530彩铃的价格是1元，那就意味着，用户通过联盟下载一个彩铃并支付2元的费用，那么联盟就能够拿到1元。广告联盟会把该彩铃让手机网站来做，手机网站能获利0.8元。

　　中国移动2007年1月发布的《移动梦网SP合作管理办法总则(V3.0版)》显示，中国移动与SP有三种商务合作方式及相应的结算模式——

　　一、普通合作型。中国移动提供网络通道、业务管理平台，代计代收信息服务费，配合SP提供客户服务。与SP应收信息费结算比例为15%∶85%。

　　二、半紧密合作型。这种合作方式与前一种不同的是，负责客户服务。与SP的结算比例为3∶7。

　　三、紧密合作型。在第一种合作方式的基础上，中国移动自主进行业务营销宣传，提供全部客户服务，并享有该业务的相应知识产权。与SP的结算比例为1∶1。

　　李强介绍说，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电信运营商、SP、广告联盟和淫秽色情网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就以这2元的彩铃为例，色情手机网站能得0.8元、联盟能得0.2元，基础电信运营商至少能得0.3元，其余部分为SP所有。显然，淫秽色情网站的访问量越大、推广的移动增值业务就越多，SP和基础运营商的收益也就越大，而基础运营商还能有额外的流量费收入。

　　“运营商除了通过代收费提取分成，还收取GPRS流量费，获利最大。”李强告诉记者，“我自己测试用3部手机共计505.71元的话费中，有441.21元被北京移动收取，占总支出的87.2%。”李强说，在手机扫黄中，被关闭的是WAP网站，被曝光和处罚的是SP，运营商毫发未伤。

　　“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中国移动2008年彩铃收入143.80亿元，WAP收入129.91亿元

　　“手机色情不仅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还在收费时"张冠李戴"。”据李强介绍，2009年3月20日上午，他用尾号为8859的151手机号码使用WAP上网链接到一个淫秽色情网站。“当时这个网站主页充斥着淫秽色情的文字和图片。”

　　但让李强不解的是，他在北京移动某营业厅打印出来的2009年3月的代收费账单显示，该号码在2009年3月20日9：44下载了由北京五洲金源提供的名为“梦幻大富翁”的手机游戏，北京移动为此代收费10元。

　　为探个究竟，李强又于3月底进行了多次测试。他在3月30日登陆一个淫秽色情网站后，在点击一个极其诱惑的网页链接之后，便下载了一个名为“手机视频”的程序，并被收取了8元的费用，而这个业务竟然是中国移动自己的移动增值业务，且在被举报数月后，仍然在色情手机网站上推广。

　　“从2009年3月20日到4月6日，我测试北京移动代收费的各种增值业务，内容都是淫秽色情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我共被收取代收费28元、GPRS流量费303.51元。”李强说，但是这些代收费的账单都显示是诸如“梦幻大富翁”、“盘点劲爆畅销金曲”、“影视预告”等名目。

　　“北京移动之所以在收费上巧立名目，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逃避责任。”李强说。

　　李强给记者这样一组数据：中国移动2008年度报告显示，当年该公司彩铃收入143.80亿元，WAP收入为129.91亿元。这两项增值业务收入，占中国移动当年移动增值业务总收入(1134.44亿元)的27.5%。“至于其中多少是从淫秽色情来的，中国移动自己知道。”

　　“现在电信运营商说从技术上难以拦截色情网站，事实上并非如此。”李强认为，运营商对于用户举报的色情网站，当时就可以进行拨测；如发现淫秽色情内容，随即就可以采用技术手段屏蔽该WAP网站的IP地址和域名，使淫秽色情内容无法传播。“所以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白天鹅回来了

人们观赏白天鹅最近的距离不足10米

黄河三门峡库区的白天鹅

　　白天鹅回来了，今冬可近距离观赏。11月24日，在黄河三门峡库区观赏白天鹅的人们无不为之惊喜。

　　黄河三门峡库区是白天鹅越冬的栖息地，经过豫晋两省人民的共同呵护，这里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与白天鹅和谐相处，白天鹅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记者在这里看到，人们观赏白天鹅最近的距离不足10米。　

　　黄河三门峡库区的白天鹅

　　记者甲蕤通讯员张天理文图　“黄河三门峡库区仍是白天鹅越冬的‘天堂’。目前在库区南岸、三门峡一侧的多个白天鹅传统栖息地，正有越来越多的白天鹅飞临栖息。”昨日，当一位郑州摄影家表示想到三门峡拍摄白天鹅时，本报记者这样告诉他。

　　昨日早上，记者从黄河三门峡大坝开始，沿库区南岸溯流而上，再次造访白天鹅栖息的地方。

　　河面上天鹅悠然嬉戏

　　三门峡大坝上游3公里左右的一个河湾，便是白天鹅栖息地之一。河面上，成群的白天鹅正在嬉戏。看到有人走近河边，它们警惕地抬起脖颈凝视。也许意识到我们并没有恶意，它们又安详而悠然地嬉戏起来。这时，一群白天鹅排成“人”字队形从天空飞过，领头的天鹅一声鸣叫，后边的天鹅跟着唱和，空阔的河谷里，顿时回荡起白天鹅悠扬的合唱。

　　从这里往上几公里，便是黄河南岸三门峡一侧最大的白天鹅栖息地——王官河段。这里是一个弯弓状、长约2公里的河湾，河湾东西两侧丘陵高耸，挡住了寒风，很适合白天鹅栖息越冬。巡护人员说，从20多年前白天鹅飞临黄河三门峡库区越冬以来，每年都有两三千只白天鹅在这里栖息。

　　在王官河段的河面上，白天鹅如天上散落的朵朵白云悠悠飘荡。忽然间，一片“白云”从河面腾起，转眼间又飘落到河边的滩地上。这时，云朵分散成一个个白点，那是一只只天鹅在湿地上徜徉觅食。20多年来，三门峡市形成了一条固定不变的规矩，每当河面冰封、滩地冰冻、气温骤降之时，党政机关干部、沿河乡镇群众都会统一组织，为白天鹅送玉米、蔬菜等它们喜欢吃的食物。

　　河岸上，有三门峡市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的专业巡护队伍，有义务巡护员，他们每年冬季昼夜巡防，保护着白天鹅。

　　爱意浓营造天鹅家园

　　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每年都要救治几十只受伤、生病的白天鹅，并使其中多数重返大自然。当地的森林公安民警曾破获多起毒杀、伤害白天鹅案件，严厉打击伸向白天鹅的黑手。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保护了白天鹅这张三门峡的名片，因而被人们称为“白天鹅的保护神”。

　　沿着岸边走去，记者看到，专门的保护隔离设施使得众多车辆和人员无法进入白天鹅栖息区。这道有形的屏障和三门峡全市人民付出的爱意，营造出安宁祥和的白天鹅家园。

　　眼下虽是旅游淡季，但是到三门峡的外地人都要在主人的陪同下来到王官河段，眺望库区风光，品味人与天鹅和谐相处的乐趣。“真是太美了！”“没想到三门峡竟有这样的美景。”听到客人们这样的赞叹，三门峡人的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从王官河段往上的约40公里范围内，依次还有以下白天鹅栖息区：黄河三门峡大桥东、陕州风景区、陕县七里堡、灵宝大王等。

　　“每个白天鹅栖息区，都有王官河段那样的保护体系。”三门峡市林业局局长张建友说。

　　据了解，今日，三门峡市主要领导将与市林业、森林公安、湿地保护、园林等部门人员一起到白天鹅栖息区给白天鹅送食物。

　　针对三门峡市区天鹅湖水位高的现状，三门峡市园林局、林业局正在采取紧急措施，争取尽快营造适宜的湖区环境，以吸引更多白天鹅重返天鹅湖。

　　三门峡人对此充满信心和期待。

　　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

    作者:胡鞍钢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为何需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比1995年减少了24.6%，占总人口比例的19.0%。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人，高出中国近50%，这意味着15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国高出近50%。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趋势。（如表1）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如表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 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能够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际上从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 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首先从人力资源优势来看，2005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同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8.81亿人，累积了74.89亿人·年的总人力资本，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其次从人才优势来看，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了8400万人，2020年有希望发展到1.5亿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达到3亿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专业人员规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时候我国R&D人员数量只有47万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经增长到161万人·年，已经高于美国的130万人·年，以及欧盟的120万人·年。这些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可能。

　　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

　　人口发展战略既要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又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综合战略。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应该实现人口稳定的目标，具体包括：

　　1、保持少儿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少儿人口并不是减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应该保持在一定规模上。

　　2、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目标。防止2020年之后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15-29岁青年型劳动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总人口规模。防止2030年之后总人口规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稳定各类人口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具体来说，包括：

　　1、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3.0年，高于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3.7年。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

　　2、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时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力争2020年达到11年，2050年应该超过13年。

　　3、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为8400万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家投入，并且开放民间高等教育市场，使得这一数字在2020年超过1.5亿人，2050年超过3亿人。

　　4、提高我国HDI指标。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综合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它综合反映了经济、健康和教育的发展程度。2006年我国的HDI指标为0.762，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4，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们应该力争HDI在2020年达到0.88，2050年进一步达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它既包括各类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也包括人口质量提高的具体目标。因此，中国应该综合采用各方面的政策，不仅是生育政策，还包括教育、就业、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总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现在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1980-2010年期间，先是严格控制一代人；2010年之后，再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四类洋品牌在华定价有“水分”

　　电脑化妆品等同一商品海内外差价竟达数倍

　　同样的商品，同一时间，在国内定的价格却要比国外高出一截——跨国公司的这种行为几乎已经不是秘密。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一项调查表明，这一现象被列为“公众最反感”跨国公司行为。

　　负责该项调查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人士透露，上述现象涉及汽车、化妆品、食品、机械设备、软件等行业。为何会存在这些差价？该专家认为，深层次原因还在于跨国公司在内地的垄断，而我国的《反垄断法》出台得有点晚了。

　　调查 跨国企业入华就“变质”？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冯胜平告诉记者，该中心调查发现，涉及汽车、化妆品、食品等行业的某些跨国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价格在内地比其他国家或地区要高。比如医院里面的大型设备器材，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基建设备等，其价格都存在一定的水分。该现象被受访者列为对跨国公司“最反感”的行为。

　　冯胜平分析认为，剔除关税因素外，“一方面是我国体制造成的。部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不是用他们先进的‘国际惯例’影响和改变中国企业的行为向良性转变，而是迅速让自身‘异化’；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取市场，而是靠行贿搞‘公关’，摆平政府或领导。”他举例说，有与政府官员亲近的人员获得其产品的独家代理权后，便在内地制定高价垄断销售。

　　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为维持产品独有、市场独大，严格执行区域销售差异策略，实施区域配额进行控制。“各地区由于运费、劳动力价格不同，产品成本会有差异，其终端销售价格自然有所差异。不过，中国境内外相同产品价格的这种差异体现得不同寻常。”冯胜平说，“中国市场大，需求相对较多，但供应的产品数量少，造成了其价格会相对较高，特别是一些软件等高端技术产品。”

　　专家 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冯胜平称，跨国品牌在国内和国外定价不一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垄断。据了解，我国一些地区政府部门在引进这些跨国公司之初，给予了跨国公司许多“超国民待遇”。目前世界上多个国家、地区均已制定《反垄断法》，但我国《反垄断法》出台得有点晚了。

　　“另外，跨国品牌也利用了中国消费者的崇拜心理。”一位营销专家认为，由于跨国大品牌在质量、服务等方面相对领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消费者对于洋品牌滋生了一种“崇洋”文化。而跨国品牌正是看中中国消费者这种心态，而制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营销体系，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争取利润最大化。

　　跨国企业 不能只看表面的差价

　　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化妆品公司相关负责人则认为，不能单纯从数字对比上看化妆品的价格差，“化妆品的定价是根据每个市场的成本决定的。比如在中国，化妆品要交纳进口关税、增值税等，因此价格对比其他零关税国家和地区当然会比较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名有不愿具名的跨国公司广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产品全球价格尽管并不相同，但一般是针对当地成本、市场承受能力而定。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谁都不想失去。因此，根本不可能盲目定高价。”广东三元麦当劳食品公司相关负责人昨日称，“麦当劳广州销售的产品，95％以上是国内生产，产品价格是根据当地情况，根据原料、劳动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制定的。”

　　四类商品差价调查

　　电脑

　　一向以“高品质”标榜自己的跨国IT品牌产品价格，在国内外很多都以两张“脸孔”示人，包括索尼、戴尔、惠普等，都存在产品在华定价比外国高10%，最高可达50%。

　　雪糕

　　哈根达斯、DQ等高档品牌在美国超市销售几美元的冰激淋，在中国专卖店要卖到数十元甚至是上百元。

　　化妆品

　　进口化妆品的在华定价均高于其他非原产地国家或地区，而且一些在销售地生产的合资品牌定价也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甚至同样的进口商品，香港销售的价格大概是内地销售的70%。

　　汽车

　　部分以进口形式销售的高档品牌车型国内价格“高高在上”，甚至高出国外一倍以上。

　　数码产品区别定价令水货横行

　　记者日前发现，一向以“高品质”标榜自己的跨国IT品牌产品价格，在国内外很多都以两张“脸孔”示人，包括索尼、戴尔、惠普等IT品牌，都存在产品在华定价比外国高10%的现象，对此，很多跨国公司都不予置评。有专家认为，跨国品牌利用中国消费者的崇拜心理而制定的营销策略，目的在发展中国家争取利润最大化。

　　高差价达定价五成

　　记者通过走访港澳和内地市场发现，在中国市场，跨国IT品牌产品的定价比国外市场高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些产品定价与国外差价普遍从10%到20%不等，最高可达50%。

　　如索尼、佳能等单反数码相机，港澳的售价普遍比内地的要便宜10%以上，而一些高端日系、美系笔记本电脑定价，国外市场已比中国市场低15%~20%左右，而更有品牌电脑国内与国外的定价相差更超过万元。

　　事实上，不仅是产品，就连一些服务，跨国品牌对中国消费者也以不同价格区别。过去，微软的Hotmail邮箱就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如果在Hotmail中国网站注册这种邮箱，用户只能获得2MB的邮箱空间，而如果用在Hotmail国外注册，则可以获得250MB的空间。

　　关税对定价影响小

　　有跨国企业销售商表示，对于进口产品来说，考虑到关税问题，产品定价会比在国外的价格更高属正常。据相关规定，国外生产的电子产品若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需缴纳30％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定只对没有内销权的跨国企业有约束。根据法规，如果产品是在中国制造，但是该企业没有内销权，要在国内销售，手续上必须通过出口转内销，此类产品则需缴纳30％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但事实上，目前很多跨国IT公司早就通过“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方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内销权，其产品在中国国内销售，并不存在高额关税问题。

　　水货至少有10%利润

　　跨国企业的产品对中国消费者制定更高的价格，直接导致了“水货”泛滥。据了解，由于跨国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正规渠道上的定价比国外高出10%以上，这无疑为水货走私商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据悉，国内市场不少水货产品逃避正常关税并盈利。

　　在跨国企业的国内高定价政策下，水货商成为消费者购买“便宜”跨国企业产品主要渠道。尽管不排除部分产品为原厂正货，但由于很多跨国公司对国外购买的产品并不提供的售后服务，无疑令想购买“便宜”跨国企业产品消费者的风险大大增大。另外，不少奸商以改装的次货冒充水货产品，徒增许多消费陷阱。

　　化妆品

　　海外可淘“便宜货”

　　部分化妆品的差价 （人民币，单位：元）

　　产品名称 中国内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伊丽莎白雅顿PrevageTM逆时橘灿精纯凝露 1850~1888 1000（新加坡）

　　巴黎欧莱雅全日保湿水精华 110 67（新加坡）

　　巴黎欧莱雅绝配无瑕粉底液 150 135（香港）

　　CHANEL润唇膏 260 185（香港）

　　LANCOME兰蔻某款眼霜 450~480 285（香港）

　　LA MER 海蓝之谜面霜（60ML） 1950~2300 1500（香港）

　　记者近日调查了进口化妆品的定价，发现大部分均高于其他非原产地国家或地区。一些在销售地生产的合资品牌定价，也普遍高于欧美国家。

　　据记者了解，化妆品的差价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进口产品的定价。据悉，经常在国外购买化妆品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同样的进口商品，在我国香港销售的价格，大概是内地的70%，在国外可能更便宜。二是在合资品牌的定价。中国化妆品的几大跨国企业，如宝洁、欧莱雅等，都在国内建立了工厂，而其本土生产的合资品牌的价格，大多也比其在国外市场定价高。

　　欧莱雅（中国）集团相关负责人周根良告诉记者，产品的价格受原材料成本、研发投入、汇率波动、营销成本、通货膨胀及市场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并随着这些因素的互动而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国际品牌是采取全球统一定价，但会根据每个市场的税率等进行适当调整。

　　另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化妆品公司负责人也指出，不能单纯从数字对比上看价格差。“化妆品的定价是根据每个市场的成本决定的，比如在中国，化妆品需要交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及消费税等，因此这个价格对比其他零关税的国家和地区当然会比较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冰激凌

　　为何在华

　　售卖成天价？

　　在美国超市销售几美元的冰激凌，在中国专卖店却要卖到几十甚至是上百元？哈根达斯、DQ等高档的冰激凌品牌凭借其专卖店形式、高端形象的推广，笼络了不少高收入阶层和时尚人群的心。但同时，也有消费者对进口冰激凌在中国市场销售价格明显偏高表示疑惑。

　　消费者：

　　在美2.99美元

　　可买一盒

　　哈根达斯有冰激凌中的“劳斯莱斯”之称，它从不讳言自己处于冰激凌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在几块钱就能买到一盒国产冰激凌的市场中，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小盒的哈根达斯堪称“天价”，但凭借其品质的优势和时尚浪漫的气息，哈根达斯从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壮大发展。

　　但近段时间，很多网上论坛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哈根达斯在美国超市和其他冰激凌放在一起，价格并不比其他冰激凌贵，但在国内价格却翻了一番”。

　　近日，市民王小姐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在中国，哈根达斯一个单球的价格为25元，很多品种均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但在美国的超市我买过2.99美元一盒哈根达斯的冰激凌，价格相差很大。”

　　厂商：

　　在华定价包含

　　“附加值”

　　为此，记者专门在美国部分超市的网页上，对哈根达斯的市场价格进行了一番调查。

　　在美国的safeway超市主页上，一品脱的哈根达斯香草冰激凌网上售价4.49美元，一品脱的哈根达斯巧克力冰激凌售价4.49美元。在该主页上，超过15个品种的哈根达斯冰激凌售价均为4.49元。

　　哈根达斯中国公共事务部经理郭雨告诉记者，食品价格在美国与中国有所区别，美国要比中国低。一品脱的哈根达斯在美国超市零售价加上税后，一般为6.99美元。出现更低的价格，可能是部分超市本身在做促销。

　　中外销售渠道不同

　　据了解，在美国，哈根达斯的销售模式以零售渠道为主，专卖店很少。但在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哈根达斯则以专卖店销售为主。在中国，90%的哈根达斯通过专卖店销售。

　　郭雨表示，在中国，哈根达斯不仅仅给消费者提供顶级的冰激凌，更能给消费者提供一种享受。除了环境、服务外，哈根达斯更给消费者营造了一个浪漫的情调，这种附加值不是在超市买雪糕所能得到的。“正如在家里炒一盘菠菜和在酒店炒一盘菠菜，两者价格肯定不一样。”

　　郭雨表示，哈根达斯在美国主要走零售渠道，在中国则以专卖店销售为主，将两者相比不科学。欧盟地区与中国的销售模式一致，在中国一个单球的价格是25元，香港地区28港币，欧盟地区3欧元，英国则为3英镑。相比之下，哈根达斯在中国的价格还稍低于国际市场，而且自1996年进入中国后，从来未调过价格。

　　哈根达斯在各国专卖店差价

　　品种 中国 英国 欧盟其他国家

　　雪球 25元 3英镑 3欧元

　　折合人民币 25元 42.6元 33.3元

　　哈根达斯在各地超市价

　　品种 美国 中国内地 英国 中国香港

　　香草冰激凌 4.49 78 3.99 53.9

　　单位 美元/品脱 元/品脱 英镑/500ml 港元/500ml

　　部分进口豪华车价差 （折算为人民币，单位：万元）

　　车型 国外 国内

　　日本产雷克萨斯GS430 40（美国） 74

　　德国产宝马M6 110（德国） 180

　　德国产奥迪A8 52.2～90.5（美国） 93.6～193.5

　　奔驰S级 64.7～137.6（美国） 99.3～298.0

　　进口豪华车 贵价根本不影响销量

　　在中国，消费者对跨国公司在汽车产品上采取“国际国内两套价格体系”的抱怨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也较为强烈。

　　合资车型：

　　国产化价格趋于“接轨”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竞争，国内主流车型的价格逐步趋于与国际接轨。这首先表现在一些率先同步引进的车型上，比如别克君威2.5升的价格在25万元以下，与其在美国市场上近3万美元的价格相差不大，此外，雅阁系列价格基本与北美和日本市场一致。

　　而从近期上市的新车来看，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比如，一汽大众迈腾国外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0多万元，并且通过进口渠道在国内进行销售的迈腾价格基本与此一致，而国产迈腾价格为19.28万元～24.98万元。

　　新蒙迪欧是又一款国内外同步的车型，该车在英国市场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为25.71万元～34.18万元，而长安福特马自达生产的国产新蒙迪欧致胜价格则为18.18万元～23.98万元，价格上甚至已经低于海外价格。但由于该车同样在国产时减少了部分配置，所以折算下来，国产车型的价格基本与国际保持了同步。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分析认为，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新车型投放的增多，合资品牌引入车型进行国产时，定价除了考虑到单车利润外，也要考虑到市场的接受度和竞争对手的价格因素，因为现在消费者购车的选择大为增加。

　　进口豪华车

　　差价仍然甚至达50％

　　不过，一些豪华品牌车型，目前国内外的实际售价还相差较大。

　　比如在日本生产的雷克萨斯GS430在美国价格为51500美元，相当于约40万元人民币，而在德国的价格为5420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万元，但是在国内的价格却大约在74万元左右。此外，宝马M6在德国的价格为10.6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0万元，在国内将近180万元人民币。

　　奥迪A8在国内的价格为93.6万元～193.5万元，但在美国市场上售价为68900美元～11935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2.2万元～90.5万元，国内高出一倍以上。奔驰S级国内售价为99.3万元～298.0万元，而在美国市场上，售价为85400美元～181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4.7万元～137.6万元。

　　专家认为，豪华进口车价格高，与进口税率、消费税的影响有关。目前国内对进口车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有17%的增值税和3%～8%不等的消费税，此外，在进口过程还要收取部分通关费用。另外，这也与国内消费者对“进口货”高度认可的消费习惯有关。

　　“车价越高，潜在的购买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就越低，”一位多年经营进口豪华品牌的经销商负责人说，“正是由于售价高低对销量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造成了高售价的豪华品牌不愿意降价的局面。”据记者获悉，近几年，除了2006年下调关税使进口车整体价格下调过一次，进口车价格再没有进行过统一的降价行为。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市场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以往的高车价、现在的价格战、未来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发展过程，在目前豪华进口车竞争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希望价格降下来，不符合市场规律。

　　■背后

　　在华卖贵价的五个理由

　　中国人并不是最有消费能力的。为何上述众多商品不约而同在中国实行差别定价？

　　1 销售成本更高

　　哈根达斯的人士说，其在美国销售模式以零售渠道为主，专卖店很少。但在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哈根达斯则以专卖店销售为主。在中国，90%的哈根达斯通过专卖店销售，这是一种附加值。

　　也有IT的从业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定价与中国市场消费习惯有关，在美国，用户一般通过网络或是电话订购的方式购买IT产品，而网络和电话销售在中国并不流行，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需要分摊一部分资源给渠道通路，因此形成一定的价差。

　　2 需征高税收

　　从今年1月1日起，对从进口商品最惠国进口的洗发剂(香波)进口税率从8.6%降至6.5%，化妆品进口关税则从 9.7%降至6.5%。同时，根据国家消费税调整政策，原本按税率8％征收的高档护肤类化妆品，自2006年4月1日起按30％的税率征收消费税。

　　豪华进口车价格高，也与进口税率、消费税的影响有关。目前国内对进口车征收25%的关税，此外还有17%的增值税和3%～8%不等的消费税。

　　3 国人盲目崇洋

　　中国化妆品营销中心副主任谷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化妆品的消费观念尚不成熟，盲目追求贵价国外品牌的消费心理。例如，美宝莲、玉兰油等品牌在欧美市场定位为低端，一般在超市销售，而在中国就定位为中高端。

　　“比如玉兰油在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就定位为低端产品，价格定得也低，可是卖得并不好，后来提高价格后就一直销售很好。我认为，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不成熟的消费观念，总是认为价格越高的国外品牌质量就越好。”

　　4 洋品牌有优势

　　记者调查发现，在定价差额巨大的数码产品中，主要集中在数码单反、高端笔记本等高端领域，也就是说，主要集中在跨国IT品牌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领域。

　　“这种核心优势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定价方面掌握主动。”某信息产业专家表示，因为在这些高端产品上，跨国企业掌握着最核心的专利技术，这种高技术壁垒，使其在市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5 市场不成熟

　　容纳咨询首席运营高剑锋说，目前大部分进口化妆品的定价都采取“撇脂定价法”。所谓“撇脂定价法”又称高价法，即将把一个产品进入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时，就把产品的价格定得较高，以取得相当的利润。

　　高剑锋认为，目前中国的化妆品市场不成熟，尤其是高端部分国内品牌尚未对跨国公司形成竞争力。而基础日化类产品如洗发水、洗涤用品等的价格已经与国外基本持平甚至更低，就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竞争已经比较充分，国内几大品牌已经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

　　行业营销专家冯建军也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化妆品市场，跨国企业必然会加大对该市场的广告投入费用，而此部分市场运作费用也将加到产品定价中。

　　■观点

　　由卖产品转为卖文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国营销中心(CMC)研究员罗纪宁认为，众多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惯常的手段是高价销售文化。以哈根达斯为例，它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的时尚、高档、浪漫的形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侵入。

　　罗纪宁表示，一些商品是西方文化的象征，通过文化的渗透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思维价值观，也由卖商品变成卖文化，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高档次的形象，从而引发了冲动、感性的消费行为。

　　以哈根达斯为例，在广州，哈根达斯将店面设在淘金路、天河北路等繁华地段。虽然哈根达斯的店面一般都不大，但所有店面都不惜重金装修，竭力营造一种轻松、休闲、舒适而具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氛围。

　群租生活

　　一个100多平米的户型可以隔出20个单间，一个单间可以住4个人，他们必须共用一个卫生间，他们即使看不见也能听得见邻居的一举一动，这是大城市里小白领的生活。

　　告别了大学生活，但无法告别集体生活，杨阳解嘲说：“我们只是从学校的集体宿舍，搬进了另一个集体宿舍。”

　　这个新的集体宿舍位于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天通苑。自从杨阳和她的同学们住进去后，每天早上不需要上闹钟就能醒来：她们的房间正对着公用卫生间，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左右，脚步声、厕所门开关及冲水声、脸盆接水倒水声，牙刷与不同材质的牙杯持续碰撞声??这部古怪的交响乐中的任一乐章，都是她们的天然闹钟，并且促使她们也马上加入到协奏中去。

　　唯一缺少的是人声。尽管身在同一屋檐下，人们彼此之间却不说话，有时默默点一下头，也许是打个招呼，也许是招呼下一位等待盥洗的过来。杨阳一室全是她学市场营销的同学，平时一个顶一个地能说会道，在这样严肃的公共场合也只能赶快解决刷牙洗脸。

　　“还好我们离卫生间近”

　　这四个女孩子是同学兼室友，今年大专毕业，在北京工作或找工作。她们现在的住处不是学校宿舍，也不是老式筒子楼，而是这几年新建的公寓房。不过她们只占了这公寓房的小小一角——可能是原客厅的一部分，现在却俨然呈现为一个独立的小隔间。她们和其他房客一起，分享着这个奇怪的集体宿舍的有限的公共资源。

　　住进来两个多月，杨阳的活动范围仍然停留在大门房间，以及房间卫生间之间，根据自己的6号门牌，她推测这房子大概隔了10间。但是一次参观时，杨阳相当意外地发现了门牌一直延伸到19号，“房东自己住一间，正好20间”。

　　一套房子隔成20个单间，每间平均住2人以上。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整套房唯一的卫生间里只有两个水池、两个蹲便器，以及一个上了锁的、收费使用的淋浴房。这显然无法满足每天早晚盥洗高峰时的需要。

　　“还好我们离卫生间近，”杨阳颇为愉快地介绍，“可以看准时机再出动。有些离得远的只好老老实实端着盆来排队。”

　　除了这个卫生间，另一处公用设施，就是靠近大门过道、挨着杨阳房间那道隔出来的墙摆着的一张空空荡荡的桌子，杨阳介绍：“这是厨房。”

　　这个厨房目前只适合自带砧板切菜用，但据说房东曾经为它添置过一只电饭煲，不过现在收到自己的房间里了：“嫌大家都来用她的东西。”

　　没有煤气，“厨房”只能用电。一个拖线板斜垂在桌上，连着它的插座高踞在板墙上，随便用透明胶带固定着。而在这插座之上，五六根纵横交错的电线掠过晾衣服的铁丝，延伸进各间房间。阳台归主卧使用，其他房客的衣服只能晾在过道里，使整个房子更加灰暗，弥漫着潮气。“有窗房和没窗房房租差一两百块，所以这房子原有的窗一扇也看不到了，全在人家房间里。”杨阳的室友薛丽言下愤愤。

　　住了两个多月的隔间，薛丽对房子的各方面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低，但唯一一点她不肯妥协：窗！要有窗！

　　她们现在这房子也有窗，她们称为“牢房窗”，一扇对着别人的板壁的小气窗。采光既差，对室内空气流通也没什么作用，唯一的效果，似乎是方便将隔壁的声音传进来。

　　“唉，要是现在，肯定不找这个房子。”

　　听得见隔壁的键盘敲击声

　　房子是薛丽找的。她们的学校是辽宁一所大专院校，三年级的时候放学生出去实习，把她们安排在北京一个健身俱乐部。这工作并不合这几个女孩的意，但为了累积工作经验，以及食宿全包的福利，她们老老实实地干了下去。到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女孩子们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是在凡事都只能靠自己的北京打拼，还是回家依靠家人朋友的一些关系相对轻松地获得工作？最后决定的结果是一起留在北京，不过那时候，她们马上就不能再住原单位的宿舍了。

　　单位宿舍也在天通苑，薛丽某天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小区里举着“个人出租房屋”的牌子，她走过去咨询，问了价钱，留了电话，直接看了房子。回去和同学商量，决定租下来。

　　当时她的预想室友只有寝室老大孙佳一个，老二杨阳说她自己找房子，老四家里给她安排了工作，没打算来北京。而这个房东按人收租，每人每月200，另加水电煤包月30，一个月花200多块能住到地铁边的房子，薛丽觉得值得。

　　可她们搬家当晚，杨阳自说自话提着行李就来了。这间由客厅隔出的七八平米的小屋，靠两侧墙各放了一张1.3米宽的床，中间留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跟床尾到墙的距离差不多。杨阳扫了一眼，立即决定：“把两张床并起来吧！”

　　就这样，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后来老四也来了北京，四个女孩子亲亲热热地挤在这两张并起来的床上睡。

　　但算上四个人头，房租就应该采取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八九百块钱都能租个带阳台的主卧，干吗住这不透风热死人的小房间啊！”

　　平时只要屋里有人而人没睡觉，灯和门都是一定得打开的。虽然这房间在房子的主干道上，敞着门意味着屋里的一切都要接受别人无数次好奇或无意的观看，但如果以此来换取一定的凉意，她们也认了。但一到晚上睡觉，不管多热都得门窗紧闭。一则为安全计，二则防吵。用来隔房间的板材看起来虽然不算薄，但不实心，隔音效果很差。夜深人静时隔壁房间的键盘敲击声、电脑提示音。都清晰可闻，更不用说手机铃声了。

　　密封空间的后果，一是热，二是空气浑浊。天热起来的时候，薛丽连着几天睡醒时都觉得头晕眼花，不知道是热的还是闷的。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房间里终于添了一台电扇。

　　电费是包月的，但是不意味着电就可以随意用。房间里只有一个插座，连了个拖线板，主要用于手机充电。她们屋里原来有两件电器：一个热得快，下班回来需要用它烧点热水洗洗脚，然后睡觉。“洗澡可麻烦，找房东交两块钱她给开澡间门，浴液毛巾什么的还得拿进拿出。晚上10点以后还得注意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杨阳一室全是做销售的，下班时间不由她们定，10点后到家是常事。即便现在是夏天，她们也不是每天洗澡。

　　另一个是小摊上买的电火锅，不过杨阳有一次用它做饭时电路负载过大，不仅锅子被烧坏，电表也瞬时跳闸。没人去修，大家索性在小区门口买些冷面、煎饼之类果腹，倒摆脱了做饭的麻烦。

　　“东口那间房，以前把电磁炉拿到厨房来用，房东发现了，说不可以用耗电量这么大的东西。那女的说住进来的时候没说不准用电磁炉，就吵起来了。后来她男朋友出来，好像还动手了。”因为隔音太差，杨阳讲房东的八卦时还得压低声音，“所以呢，我把电火锅弄坏了是很正确的，起码房东没有把柄，哈哈！”

　　原来厨房空空如也，是因为大负荷的电器必须在各自的室内使用，只要不在房东的眼皮底下就行。

　　年轻的“包租婆”

　　尽管杨阳很谨慎地在谈话时关门，但封闭的房间实在太像一个蒸笼，她还是忍不住把门打开了。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正在卫生间拖地，杨阳嘴一努：“她就是我们房东。”

　　女孩长相颇清秀，看起来还有点羞怯，跟杨阳描述的样子似乎有些差别。杨阳解释这女孩其实是房东的表妹。房东在天通苑买了两套房，加以隔断再分间出租，房东自己住另一套，这套就让她妹妹坐镇。姐妹俩是全职“包租婆”，工作内容是收房租，以及相关的管理房客、打扫卫生、领人看房等。这工作每月有2万元的收益，不过基本上都是姐姐的。

　　令人略感惊讶的是，这里的房客其实享受着跟房东同等的住宿待遇，甚至住得比房东还好。小房东的“值班室”是一间没有明窗的暗室，可能是原来的储藏间，面积甚至还不及杨阳那屋的一半：一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就使这屋子饱和了。杨阳认为这间房因为“租不了好价钱，所以才给她住的”。

　　和房客们一样，她的房间也因为屋小物多而显得凌乱；也和房客们一样，她的房间没有空调、电视，在那些普通的房屋租赁中，房东通常会提供给房客的基本家电。

　　她的日常生活，杨阳描述为：“起得很晚，通常要中午才起，然后到她姐姐家吃饭。她姐姐有时候下午跟她一起回来，有时候她自己吃过晚饭再回来。每天打扫一次卫生间。没见过朋友来找她。”

　　尽管能轻易得来许多钱，这样的生活好像还是太单调了点。

　　徐姐

　　相比小房东，徐姐显然是个老江湖。她自称安徽芜湖人，很早就来北京了，以前在百货公司工作。虽然已经三十，但个子瘦小，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左颊上一个酒窝，这使她本来看起来相当精明的脸上徒增几分俏丽。

　　这位大房东住的是两层复式小洋房，天通苑虽然是经济适用房，但是房型和建筑外观却不算“经济适用”。可能是楼下的房客需要通风换气，大门径自开着，谁都能进去。以租房客的身份在一楼先逛了一圈，没有遭到任何阻拦或盘问——房客与房客间都是陌生人。徐姐家的房子都很好地保持了它们的亲缘关系：格局一样的逼仄，空气也一样的潮腻，一进门就看见同一款桌子再次充当了“厨房”，而留出的过道也一样狭窄，一样需要用手撩起晾着的衣服才能顺利通行。

　　甚至房客们，也是带着同样的漠然而审慎的神情，匆匆打量一眼别人，然后事不关己地走开。

　　徐姐的房间在楼上，直通一个大露台，采光与通风都可能是整套房里最好的，但也不过是徐姐出租房的“标配”而已：双人床，床头柜，还有一个电脑桌用来放电扇。另外有一个衣柜，屋里容不下，放在门外的过道上，上了一把锁。

　　对于年纪轻轻就买了两套房子的“成就”，徐姐的得意不言而喻，不过同时她又谦虚地介绍：“这没什么，我们家亲戚房都买在这儿，我舅舅家就是前面那幢。”但对舅舅家也做出租房生意，她仍然不无小心地补充了一句：“他家的房都住满了。我们这房好，是复式。”

　　楼下的房子据说已经全部住满，整个房子还剩下两间可供选择，在徐姐房的一左一右，因为都有窗，价钱按间算，大点的550，小点的530。徐姐的丈夫甚至豪气干云地表态“只要你看上，我们的房间也让给你住”，不过价钱得再涨一些。20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按照徐姐的说法是隔了“十来间”，不过门牌至少贴到了26号。卫生间倒是楼上楼下各一个，可是楼上只有水池，楼下只有便器，数量上没有增加，使用上反而更不方便。夜里上厕所的话，还得提防没有扶手的楼梯，虽然不高，但肯定是有摔下去的危险。水电煤的收取，可能是因为“电磁炉”经验，每间房都装了独立电表，按实际使用量月结，水费则是包月10元，而徐姐家特色的洗澡费，倒不是统一标价：相比西区的2元/次涨了1元。

　　对于住宿安全的问题，徐姐认为不成问题，一则“我们天天都在呢”，二则房客们都经过了她的身份登记，并且“除了大学生，就是小白领”，都很可靠。他们撰写的住房协议里有一条：贵重物品不要留在家里，如若丢失，后果自负。待租的房间旁边，有一间无窗隔间，一个男孩忙着玩电脑游戏，光着膀子，衔着一根烟，一地杂乱。见他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徐姐与她丈夫在一旁大声商量：“以后只租女孩不租男孩了，女孩干净、省心。这些男的合同到期了统统不给住了！”

　　如果真要“干净、省心”，徐姐大可以留出一套房自住，只用一套房出租，这也是大多数房屋出租者会选择的方式。然而对她来说，为了“干净、省心”而使收入减半，是笔太不合算的交易。可钱虽然比房客们赚得多得多，她目前的生活质量，和他们其实相差无几。

　　小房东来姐姐家吃饭，路过天桥买了一本《鬼吹灯》，一来她就脱了鞋爬到床上看书，看起来比拖地那时候活泼很多。姐妹俩亲昵地聊着天，以她们的家乡话，戴着同款的质实的金项链，看起来很姐妹情深的样子。

　　中介的转租利润

　　从北京五号线地铁天通苑站B口出来，过了通道，转个弯走上100米就是天通苑西区。但就在这100米内，能利用的醒目标志都被贴上了小广告，“个人出租”、“单间出租”、“房屋合租”的小纸片顽强地出现在电线杆、树杆、路牌、围墙以及台阶上，甚至报亭的招牌下，都有人用墨水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串手机号，旁边四个“出租房屋”的大字其实是多此一举：如此语境，谁都看得懂他想表达什么。

　　小区里的广告位则是空关着的阳台，两张A4纸分别印着“出”、“租”二字，在窗玻璃上昭告天下。而如果你盯着底下那排数字掏出手机，某个坐在门前台阶上的男人，很可能迅速站起来迎向你：“租房吗？想租什么样的？”

　　在天通苑的租房市场上，房型的主流是单间、次卧、主卧三种。某居室这类提法早就过时了：在这里，房子早不作为独立的整体而存在，没有一套房子，只有若干房间。

　　当然有房屋中介从事整套房的租赁，但随着地铁五号线的开通，以及社区设施的逐渐完善，现在天通苑的独立一居，月租也上2000元，并且数量极少。二室一厅？离地铁近的那几个区，现在开价都飙到了2500～2700元。

　　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接线的基本上都是中介公司。除了链家地产等规模较大的中介公司要收取一个月房租作为中介费外，很多中介居然不收中介费。

　　链家地产天通苑店的姚经理解释，链家的出租房都是由房主直接委托，住户与房东签订合同，房租直接交付给房东。“房东的房子什么样，我们提供给房客的就是什么样。”而一些中小公司往往以员工个人名义租下整套房，由中介公司加以分隔后进行出租。为了争取更优惠的承租价格，同时也可以避免房东接触到分隔后的房子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中介公司往往签上三年的合同并且一次付清。房子越大，可以隔的房间越多，承租的成本就相应越低。中介公司通过分租而获得的收入，很可能是承租价的一倍乃至几倍。

　　天通苑吸引群租房主的一大重要优势，就是大房多。这个经济适用房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小区，一居出奇的少，14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房却是惊人的多，多到天通苑一向对“大户型房占房屋总比”这一类问题讳莫如深。

　　这比例到底是多少？链家地产姚经理保守估计：40%以上。

　　2006年11月，新政策出台：天通苑14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产权转成商品房，并参考周边商品房售价出售。徐姐所以能顺利转型成为“包租婆”，也是这一政策所惠。这项政策直接推动的是大户型房的销售，客观上，倒也成为群租房蓬勃发展的必要基础。

　　对于出租者来说，群租是块很有利可图的蛋糕。但是对于整个社区及其他业主，群租加重了治安与卫生管理方面的负担，占用了过多的社区公共资源，并且可能影响到小区其他居民的生活质量。

　　几乎所有的群租房里都存在滥接电线和拖线板的现象，因高负荷用电导致电线短路而起火，这是火灾的重要成因之一。加上隔板都是木制的，容易导火，房间区隔混乱，人又密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很难控制形势 。

　　在天通苑，一种最简单地判断楼内是否有群租的方式，是看楼门是否门户洞开。既然群租客们无法人手一门卡，相应的对策，就是以砖块等硬物抵住楼门不令其自动关闭。但对于其他业主，他们本应该享受的电子门禁却形同虚设。群租房由于空气不流通，往往不得不打开大门通风换气。像杨阳的住处，房间门上只有一把小挂锁，安全系数相当低。此外，即便只是上个厕所，也得把门锁上——内贼的存在，加深了住户间彼此的提防与不信任感。

　　群租虽然有种种不便甚至潜在风险，但对于应届毕业生及外来工作者来说，却是他们过渡的容身之所。

　　杨阳和她的室友们一直筹划着搬离这个闷罐头似的小隔间，期待住上有窗、有阳光、通风的房子，当然前提是，她们必须在北京扎下根，拥有稳定的收入。

面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职场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恨不得一刻不停。国内某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4%的人表示经常加班，每天加班超过2小时的更多达78%。

　　不止中国，加班之风也在全球盛行。《福布斯》杂志日前公布了2008年“最勤劳国家排行榜”，其中韩国雇员每年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根据德国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最新统计，德国人2008年平均每周加班2.03小时，而两年前只有1.82小时。

　　加班似乎成了工作常态。在连续的工作压力下，“亚健康”、“过劳死”更成了人们熟悉的字眼。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现代人频繁加班？又是谁剥夺了员工的休息权？国人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益呢？

　　八成上班族被动加班

　　2006年，智联招聘网曾对7000多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64%的人“经常加班”，27%的人“偶尔加班”。其中，超过2小时的多达78%。不久前，搜狐网进行的一项关于“加班”的调查也显示，76.97%的人属于被动加班，即工作完不成只能加班，还有23.03%的人是主动加班，即领导没有明确的加班要求时自愿加班。“别人上班是朝九晚五，我们却是朝九晚‘无’。”在北京某媒体工作的蔡小姐向《生命时报》记者诉苦：“天天泡办公室，家对我的概念就是一张床，男朋友都快跟我分手了。一家跨国公司的销售经理宋先生更感慨道，总感觉自己的老板就像资本家一样，在“剥削”他们。

　　其实，加班并不是员工的“专利”。对很多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某外资公司业务副总裁刘先生表示，每周他都得加几天班。“早的话，八九点能下班，如果手头事情比较多，那就得后半夜了。我经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谁剥夺了职场人的休息权

　　不管企业高管，还是普通员工，内心深处都不赞同加班，但加班仍成了一些人生活的常态。那么，究竟是谁剥夺了职场人的休息权？

　　资深劳动专家、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科科长聂长齐认为，加班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积累财富的必要过程，因此难以避免。

　　企业的良性运转有时也需加班来维持。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赵天乐表示，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加班大军中，IT和服务行业的最多，分别占23.44%和26.56%。此外，一些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也常常加班。

　　如果说上述客观原因迫使人们不得不加班，那么，还有一些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在加班大军中，主要有这样几类人群。

　　主动加班型。某外资公司业务副总裁刘先生指出，职场如战场，面对竞争和机遇，每个人都希望有出色的表现，为了能尽早在行业内站稳脚跟，不少人甘于超负荷工作。

　　从众加班型。在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陈先生表示，别人都没走，我怎么好意思走？在我们公司，加班就像一种企业文化，不仅员工要加班，老板也要跟着大家加班。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自然而然地将下班时间不断延后。

　　工作倦怠或能力不够型。中粮集团企业文化部总监李明华认为，有些人加班并非工作积极性高，而是因为工作效率低，做事拖泥带水。还有些人工作能力不强，或不会合理安排时间，只好留下来加班。

　　隐性加班型。在办公室做文员的张小姐认为，“我不反对加班，但前提是必须保障我的权益，该给加班费、该补休的，都要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很多时候，领导都是在快下班时，扔过来一堆文件、报表，还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交，你说不加班行吗？只能咬着牙应承下来，一肚子的委屈、怨恨都没处撒。

到底该不该加班

　　现如今，“亚健康”、“过劳死”成了人们常提及的话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一项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出现倦怠，主要原因就是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医学研究证明，长时间加班会使人生理上出现血压升高、肠胃不适、失眠多梦等症状，同时让人产生厌倦情绪，使得工作效率降低。

　　在某大型国企工作的李小姐无奈地表示，我也不想加班，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容易，所以再怎么不情愿也得忍着。

　　“加班绝不是一个好事情。”赵天乐指出，有很多单位变相地鼓励员工加班，把加班次数的多少纳入到优秀员工的考评指标当中。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也认为，加班表面上看是一种劳动，实际上是老板对于员工休息权的“侵权”，“老板很大程度上支配员工的休闲时光，可以说加班是休闲时代的反动。”

　　“有时候，领导没有意识到加班问题的严重性，造成的客观后果自然是压榨剩余价值，这几乎成了一些企业的“潜规则”。还有一些企业的工作模式，客观上也提高了淘汰率，不顾惜员工的生命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说，而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员工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再加上来自家庭、社会舆论对过度工作的褒扬，促成了加班大行其道。换句话说，就是干得越多，越要多干，直到耗尽所有精力！

　　李明华也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加班也未必是件好事。“我曾经听人向我抱怨，加班时间太长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让他厌倦工作。试想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同时，有些加班纯粹是事务性的，并不会给企业增加利润、提高效益，反倒是增加了运营的成本。让大家好好休息，做到劳逸结合，才能保持企业良性运转。

　　某外资公司业务副总裁刘先生则认为，现在企业发展压力大，竞争对手多，你如果不多做，很容易就会被人排挤掉。“比如，我白天约见客户谈合作，只有晚上能整理文件，或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此外，晚上比较清静，可以静下心来梳理白天的琐事，我也乐于这么做。”对员工来说，大家一起努力，公司业绩上去了，他们自然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现在辛苦一些也无可厚非。如果不加班，就没有更多的机会，没有饭吃，连班都没得上了。聂长齐称，往大了说，不管是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进步，有时都需要大家的付出和牺牲。

如何维护休息权

　　有人说，员工不加班，企业难发展。既然加班不可避免，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专家们纷纷提出以下建议。

　　法律上维护。德国联邦劳工局法律专家林登贝格博士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993年，欧盟就制定了“欧盟企业员工工作时间法”。该法规定按4个月平均计算，包括加班时间，每个劳动者每7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每周加班不得超过5小时。对加班工资标准，德国的劳动法也有详细规定，周一至周五的加班费至少要比正常标准高25%，周末加班则最低要高50%。

　　美国的劳工法明文规定，经理层以下的、以每月领固定薪水的员工，凡每周在40小时以外的时间工作，就是加班，可以领到加倍或者更多的加班费。在一些大的节假日，员工加班的工资基本上都是加倍或者更多。

　　在日本，各地方政府还设有劳动基准监督署，会不时到企业去调查，并对违规企业给予警告。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说，一月工作80小时，就被认为过劳死的危险很高。

　　聂长齐指出，在我国，新《劳动法》出台后也规定，应该将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列入劳动合同中，工作1—10年者年休假为5天，10—20年者年休假为10天。企业要根据员工加班时间长短，严格执行加班费政策。或者可以参考计划经济时代，采用倒班制度，以保证员工休息。

　　然而，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因此也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过劳不死”的加班一族来说，目前的法律更是“爱莫能助”。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峻认为，要破一破当今社会的“加班风潮”，首先要从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的规范，劳动监察部门应探索从“有举报再介入”转变为主动介入，以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心态上要重视。赵天乐强调，所有国人的心态都应该调整，在加班这件事上，不能光抱怨，政府、企业、员工各个方面应该一起努力，最终维护大家的休息权益。另外，媒体在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前几年，韩国和台湾的某些企业让员工拼命加班，不让回家，被媒体曝光之后就有了很大改善。

　　企业多想办法。赵天乐指出，对于那些经常加班的企业，领导者要多想办法，努力为员工减压。单纯的放假效果并不好，因为有些员工放了假还是会考虑工作的事情。“单位要做的是强制员工放松，比如组织他们集体出去活动，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有效地调节身心，恢复体力。”

　　其实，德国的各个企业也常有加班现象，但为了鼓励员工在公司需要时加班，他们采取了一些方法进行协调。德国宝马集团总部人事负责人埃图对本报记者说，宝马员工每周规定40小时以内。如果加班，员工有两种选择：一是调休，“先加班，再休假”；二是获得高于国家规定的加班费。加班时，公司负责餐饮、交通、住宿费。冬夏两季还有格外的补贴。此外，加班时的各种保险由公司承担。

　　最后，员工也要学会自我调适，要处理好工作和身体的关系，不能仗着年轻，仗着身体好就玩命地干，要考虑到以后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也要学会捍卫自己的权益。周孝正表示，该工作就工作，该休息就休息，该放假就放假，这是每个人的“劳动准则”。“如果勉为其难要加班，那就一定要领取加班费，这是《劳动法》明文规定的。”

　　23日晚，一条830斤重的野生大鳇鱼运达哈尔滨市莲花渔村饭店。这条长3.5米，高80厘米的大鳇鱼是黑龙江扶远县渔民于23日从黑龙江中捕到的。

    鳇鱼素有“淡水鱼王”之称，仅生活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江黑龙江流域一带。其肉、唇、筋、籽等都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有着“龙江做鱼大王”美誉的莲花渔村花了7万元从渔民手中购得。

    莲花渔村周义勇表示，在哈市，这么大的鳇鱼近四五年间很少见，现在黑龙江水质好了，又重现了近千斤的大鳇鱼。

　“买房就像抢白菜，二线城市也疯狂”

　　蔡博士长春购房记

　　本报记者 彭冰

　　10月31日上午，位于长春市临河街附近的“上东街区·美一方”火爆开盘。早7点，蔡博士匆匆赶到售楼处，此时购房队伍已经排到了第167号。

　　“昨晚来通宵排队好了。”蔡博士嘟囔。前面一位女士应道：“昨晚？前天就有人拎着板凳来了！”这话很快得到售楼小姐的更正：“27号就有人来排队了。”

　　事先交纳1万元“诚意金”，可领到一张VIP卡，持卡可优先排号选房。据说，一共才300多套房源，VIP卡就发了近400个，“都发冒了”。

　　没卡，那还傻排什么啊！蔡博士调头走出售楼处，户外零下7度的冷风，迎面吹了他一个寒噤。一些刚刚赶到的购房者，大步流星与他擦肩而过。

　　“买房就像抢白菜，二线城市也疯狂！”回望身后黑压压苦等的人群，蔡博士一声慨叹。

　　房价半年涨一千，是不是有些疯狂

　　蔡博士今年36岁，在长春市某金融单位从事计算机系统维护工作，月收入6000元。这个工资水平在当地工薪阶层中，算相当不错的了——根据吉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8年长春市城区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不过2300元。

　　蔡博士选房，掐指算来，陆陆续续已有一年。

　　一年来，长春房价走势宛若“√”型。去年底，受金融危机影响，房价略有下跌，今年4月便调头向上，紧接着一路攀升。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9月，该市房价同比上涨14.8％。

　　但蔡博士自己考察后的“草根”结论是：上涨幅度达20％。以“上东街区”为例，同地段商品房，2006年每平方米均价2880元,2008年近4000元,如今涨到了5100元。

　　“上东街区”坐落于市区，涨点也罢。南环城路上的某“中央公馆”，周围尚近乎荒僻状态，去年此时售价就达4500元／每平方米，现已涨到了5600元。上周六，蔡博士前去看房时，漂亮的售楼小姐说“已收到调价通知，至少还要涨100元／每平方米。”

　　与之遥相呼应，处于东环城路与南环城路交汇处附近的“凤凰城”，要价也在4600元以上。年初，朋友还以35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在附近买了房，如果倒退到2006年，这一带房价似乎才2000元左右。

　　蔡博士看过的几处楼盘，半年内基本上每平方米都涨了1000元左右。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2007年，长春市商品房售价年均增长9．9％，2007年度涨幅最高，为15.9％。依蔡博士观察，今年房价涨幅完全可能再创历史新高，这让他为自已“出手缓慢”有些后悔不叠。

　　蔡博士有时想：在长春这样的二线城市，如此涨法，是不是有些疯狂？不过，有关部门说，“长春的房价同居民收入和城市发展相符，是理性健康的、没有泡沫的市场”，因为“房价涨幅略低于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

　　蔡博士这一年来工资没涨，周围几位至亲也没见如何加薪。即使有人加薪，恐怕工资一年涨10％的也不多见。

　　按照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有关负责人的说法，目前该市商品房均价约为4200元／平方米。据2009年1月份的统计，长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孩子），不吃不喝努力11年才能买到一套80平方米住房。

　　根据国际标准，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价格与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应维持在3至6倍的范围内才算合理。依蔡博士的算法，长春房价收入比已达11∶1。何况，他跑过的20余个楼盘中，大多数都在5000元／平方米上下。不过，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和北京市高达27∶1的房价收入比相较，长春的楼市确实还“没疯”。

　　尽管工薪阶层的工资永远追不上房价，可买房的人没见少，倒好像越来越多。蔡博士一般利用节假日看房，每到一处新楼盘，十有八九会发现，早有人捷足先登，房源已所剩无几，以至媳妇常骂“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让他很伤自尊。

　　就拿10月份来说，据报道，融创·上城第3代花墅洋房，“80分钟认购87套，突破1分钟抢购奇迹”；绿地·英湖商务港“开盘当日，即告售罄”。而在当月中旬举办的长春秋季房交会上，5天时间即卖房4387套，成交金额达15.38亿元。

　　年初选房时，蔡博士还不紧不慢，每到一地都仔细看楼盘质量，看户型结构、前后楼距，甚至一天三次观察采光情况。到年末，他已陷入恐慌之中，他发现，有些人根本不实地考察，仅凭售楼处提供的宣传彩页与户型图就定房。

　　这些买房的人是不是疯了？买白菜还得挑上一挑呢！这样的事儿，蔡博士遇得多了：彩页上描绘“临河而居，美景如画”，现场一看，河是条发臭的河，两岸垃圾遍地、污染严重；沙盘上显示，楼宇紧临运动场，视野开阔，采光充足，实地一看，运动场面积还不如一村小操场，又恰有两棵大树遮窗……还有那绿化率、容积率、使用率、生活配套设施，开发商很多时候“说得比唱得好听”。

　　不过，也不能由此说购房的老百姓疯了。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有关人员不是讲了嘛——“2004年以来，长春市商品住房价格一直处于偏低水平，分析5年来的情况，长春房价涨幅在合理区域内”；“目前，长春市可售房源已不多，随着企业投资信心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明年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买涨不买跌”，是一个要命的心理。越跌越观望，越涨越要买。当然，这也怪不得老百姓，一方面有人有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用地愈来愈稀缺”的理论，着眼于新地王一个接一个诞生的现实，越晚几年买房，越负担不起。蔡博士相信，在各方合力的作用下，有关部门“明年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将创新高”的预言一定能圆满实现。

　　买房的过程，就是心灵一遍遍受伤的过程

　　都疯了，又都没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怪象迷局，理工科出身、一直跟机器打交道的蔡博士理不清楚。不过，伴随着一年来的购房历程，他内心的痛苦是越来越清晰。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学眼中，身居二线城市的蔡博士是幸福的：长春房价平均才4000余元／每平方米，仅相当于发达城市的1／2，甚至1／5。每每同学相聚，他们都会表情夸张地大呼小叫，怂恿蔡博士赶快买房。

　　2002年刚就业、结婚那阵，蔡博士无力购房，一直寄居在父母家不足100平方米的老宅中。如今职场打拼数年，和妻子省吃俭用攒下40万元，又计划要个小宝宝，买房确实成为他的强烈愿望和生活必需。

　　摊开长春市楼盘图走笔圈地之际，蔡博士一度信心十足：自己工作稳定，月收入6000元，太太在高校当讲师，月薪3000元,在当地工薪阶层中都还算可以；夫妻两人年富力强，手握40万元积蓄，又是在“房价偏低”的二线城市——他们买不起房，还有多少年轻人买得起？

　　考虑到老人、孩子，将来三代同居，蔡博士的置业计划如下：面积140平方米左右，户型4室2厅2卫，多层建筑，三楼或四楼为宜，采光充足；小区环境、物业、供暖好；地点不能太偏，生活便利，周边有优质小学，临近公园最理想。

　　一处处楼盘跑下来，蔡博士很快发现自己的计划太奢侈，太自不量力——符合标准的楼盘凤毛麟角，偶有心仪之处，房价已达每平方米七八千元，即使将40万元家底拱手奉上，还要背负90万元贷款。

　　以“月供4000元，20年还清”计，蔡博士算了笔账：每年还房贷5万元；采暖、物业、水电煤气费等1．5万元；日常生活开支两万元——家庭年收入9万元基本告罄——这还要老天保佑全家人无灾无病，别提为父母双亲养老，更甭提生儿育女了。

　　想自己寒窗苦读到博士毕业，辛勤工作到华发早生，月工资在当地工薪阶层中也算不错，可在二线城市连个中意的“水泥匣子”都买不起，蔡博士有生以来第一次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他认识到，靠自己本本分分在单位埋头工作，永远买不起一处体面的房子。

　　其实，7000余元／平方米的房价，已“便宜”到让一线城市居民直拍大腿了。那发达城市的年轻人都怎么活的呢？叔叔家的丫头给了蔡博士答案——丫头硕士毕业定居北京，新婚丈夫是北大博士，7月份刚找到工作，月薪3000元。小两口买房需160万元，双方父母拿了80万元首付，剩余贷款30年还清，月供近2800元。“一人还月供，一人养家糊口，有个孩子就更艰难。30年后，我50岁，也快退休了，等于给银行打一辈子工。”丫头说。

　　在北京的80后，一般都采用“四加二”买房模式，一套房子后面常常有三个家庭支撑，即：双方父母出首付，子女自己还月供。蔡博士的叔婶都是工薪族，奋斗了一辈子，给丫头买完房，置办完新家，老两口“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别说买房，现在蔡博士对自己是否要得起孩子甚至都产生了怀疑。且不说当前高昂的子女教育成本，就是将来这笔购房费，也要他勒紧腰带，任劳任怨再攒20年。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06－2007年中国结婚市场发展调查报告》，全国城镇结婚消费中，81.6％的新人得到了父母们不同程度的财力支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买房子。

　　回到眼前，无奈之下，蔡博士把购房标准一降再降，地理位置也从成熟市区一圈圈儿往外移。学校不考虑了，公园不奢望了，交通不必四通八达，步行10分钟能找到通往市中心的公交线就可以。然而，这样的房子也不多——房价上涨的速度总比他选房的速度快，而且这种情况下，也还总有人比他出手快。

　　蔡博士再次深受打击。他很惶惑：难道大多数人都比他有钱？难道自以为还算中等阶层的他，实际生活在城市最底层？

　　如果不是，如果大多数购房者都选择了按揭，蔡博士同样感到深深的不安——老百姓把自己今后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押给了银行，购买力因买房被严重透支，再加上育儿、就医、养老三座大山，平日还敢消费吗？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内需无法激活，中国经济运行是否仍会强劲？中国老百姓还会有多少收入增长？还有多少好日子？

　　11月1日，星期天，长春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心灰意冷的蔡博士决定再跑一次西环。看完该处两个楼盘出来，天色已放黑，蔡博士心神俱疲，万念俱灰，抬手叫了辆Taxi。

　　“一辈子血汗钱，肥了开发商、贡献了地方财政收入，到头来还把自己沦为了银行的奴隶。买房就是犯贱！都不买，看房价还涨不涨！”出租车司机好像也正憋着一肚子火气。

　　司乘对望了一眼，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两人会意地无语苦笑。城市夜景在车窗外被拉成几条模糊的曲线，蔡博士觉得，那就像自己被楼市扭曲了的心灵轨迹。

昨日，沙坪坝区福利院，孙子刘国庆陪伴在尹家秀老人的身旁

　　今年85岁的尹家秀老人20天前在沙区福利院摔倒后，每天瘫痪在床，唯一陪在她身边照顾她的是22岁的孙子刘国庆。让她伤心的是，自己辛苦养大的一双儿女却不愿拿点钱出来给她做生活费。11月9日，老人无奈书面委托孙子替她向儿女追讨赡养费，孙子奔走十余次却一次次被姑姑撵出家门。

　　老人摔伤无钱治疗

　　前日下午，记者来到沙坪坝区福利院，85岁的尹家秀老人睡在床上不能动弹，嘴里发出低沉的呻吟，22岁的孙子刘国庆在房里忙得团团转，一会儿为婆婆接尿，一会儿帮她换毛裤，动作麻利熟练。记者看到，婆婆的臀部和大腿整片淤青，由于肚里有积水，肚子胀得很大。

　　“婆婆被摔伤了，至今都没钱去医院检查，只有在这里拖着。”刘国庆说，婆婆三个月前来到福利院，身体一直还算健康，20天前她上厕所时不小心摔倒，福利院工作人员只有他的电话，第一时间通知了他，他向厂里请假回来，忙前忙后照顾着婆婆。婆婆至今下半身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床上，却一直没去医院检查过，住在福利院护理费和生活费每个月1040元。“婆婆为了儿女苦了一辈子，如今连生活费都没人愿意出来承担。”刘国庆伤感地说。

　　养老钱借给了儿女

　　尹婆婆原本有自己养老的钱，说起自己的儿女，老人躺在床上泣不成声。“我把所有的都给他们了，现在连他们的人影都看不到。”尹婆婆说，2005年自己在化龙桥20多平米的房子拆迁后，得到5万元的拆迁费。拿到这5万元以后，女儿刘群（化名）就将她接到自己家住，一个星期后，女儿以丈夫的兄弟做生意为由，向老人借走3万元，每个月100元的利息，并开具了借条。后来女儿每个月支付100元给老人在外租了一间房子，让其独自居住。

　　一年后，尹婆婆被接到儿子刘贵（化名）家住，3年后，儿子以外出打工为由拿走了老人余下的2万元钱，并将其送到福利院，女儿照常每个月给100元，儿子给200余元作为福利院费用。“他们都说会养我，喊我放心把钱借给他们。”老人边说边哭。

　　受伤后女儿只来过一次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称，老人被摔伤后，一直都是孙子照顾着。“她的女儿只来看望过一次，儿子一次没有来过，还好有个好孙子哟。”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张婆婆也为尹婆婆的遭遇感到气愤。

　　孙子刘国庆说，自己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工资，要租房子和生活，眼看着马上又要缴费了，没钱交费，婆婆就没有地方可去了。为此，他每天给自己的父亲和姑姑打电话商量婆婆的生活费和归属，但是姑姑根本不理睬他，父亲刘贵见姑姑刘群不露面，同样不愿拿钱出来。无奈，婆婆拿出了几年前那张借条，委托他向自己的儿女讨要赡养费。

　　前日，记者看到，该借条上有刘群以及她丈夫兄弟钱某的签字和手印，刘国庆说，他十余次上门找姑姑，对方一次次将其撵出门。

　　孙子要告父亲和姑姑

　　在福利院，这个“80后”的小伙子给婆婆端屎倒尿，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一说起他都夸他是个难得的孝顺孙子。

　　刘国庆说，父母在他三岁时就离婚了，小时候爸爸很忙，所以婆婆养了他五六年，在这几年里，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他。“我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婆婆每天晚上给我唱的童谣。”刘说着，转过身抹去眼角的泪水。“现在婆婆生活不能自理了，该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看着她这么痛，我好心痛。”刘国庆说，不论多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给婆婆治病，不管受多大委屈，都要向爸爸和姑姑讨要他们应付的赡养费。为了婆婆，他打算将父亲和姑姑告上法庭。

　　记者采访被推出门

　　前日下午6点，记者来到刘群家，邻居透露，刘向外界留的电话号码都是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最近跟老板打招呼说，只要有电话找她，就说不认识。

　　记者敲开刘群家门，一男子得知记者来意后，称刘群不在家。“啥子借条，我不晓得，要告就去告我就是了。”说着连拉带扯将记者推出了门，并满口脏话警告记者不许出现在他家门口。随后，记者联系到老人儿子刘贵，他说自己在四川打工，不方便回来，自己原本愿意给钱为老母治病，但是得知妹妹如此态度，认为这样不公平，于是，他也打消了拿钱的念头。

　　记者　叶惠娟

　　新闻短评

　　“80后”给了父亲一记响亮耳光

　　去年汶川地震后，“80后”爱心和责任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如今，又一个“80后”，在自己父亲都不愿承担照顾赡养婆婆的时候，他默默扛起了这份重担，没有人逼他，只因他还记得小时候婆婆每晚给他唱的童谣。

　　老人的儿女面对社会的责问，肯定会有N个理由为自己开脱，可以说自己也很困难，老人儿子不就说妹妹都不给，“这样不公平”。这竟然也成了不赡养的理由。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这是说“孝”尤其要体现在对父母疾病的担忧上。可这位老人的儿女在她摔伤瘫痪，一个只来过一次，一个一次也没来。老人想不到在跟前端屎倒尿的竟然是自己只带过五六年的孙子，这个“80后”小伙是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作为孩子的父亲，本应对自己的母亲更有感情，本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赡养的义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在“80后”一代得到了传承，却又辛酸地看到这是父辈断裂下的反衬。肖枫 重庆商报

　　“现在房价之所以高，主要是在土地供应上，在建设一般老百姓的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政府不是穷得叮当响，是有钱”、“应该2/3房子由政府提供；1/3开发商去做，这部分房价越高越好，让富人去买，税收给政府”、“可以将高档房放在郊区，富人不是有汽车吗？让他们开着奔驰宝马去”……

　　昨天，在南京一个论坛上，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语惊四座。在有限的1个多小时里，这位前政府官员言语犀利，除“炮轰”楼市，还对奥巴马访华、创业、中国教育等发表热辣观点。

　　城市化还要走三四十年，房地产助推很重要

　　龙永图此番来宁，系参加由南京万达广场举办的“中国（南京）城市运营及区域经济发展高峰论坛”。演讲开头，龙永图就提到：“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城市就会成为‘鬼城’、‘空城’。而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

　　他介绍，不管从我国历史，还是国际规律来看，城镇化比例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标志。譬如盛唐时代，城镇化比例达到22%，清末只有7%。“1949-1978年，30年比例才从10%提高到16%。是文革那么多年折腾的结果。”去年，我国城镇化比例达到45%-46%，龙永图认为，这30个点城镇化比例的提高，堪称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对比美国等西方国家90%左右的城市化比例，我国可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龙永图预计，以达到85%、每年提高一两个百分点来计算，也还要30年到40年。

　　而历次城市化进程中，都伴随着人口的大迁移。“美国英国欧洲都如此，我们中国也不会例外。”他举例说，过去30年中，珠三角长三角吸引了内地1.5-2亿农民工。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有关房地产的发展存在不少争议。“但有一条我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城镇化大发展背景下，房地产肯定是推动中国经济的最重要行业之一。就像美国的房地产和汽车业，推动发展几十年，成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两个引擎。”

　　如果不协调发展，城市就像坐在“火山口”

　　龙永图认为，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使转移出来的农民，他们在城市工作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后，真正住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

　　如果这一部分的农民工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民，那么，一方面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转移到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干了五年十年，正是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蓝领工人。”如果蓝领工人、技术工人流失掉，这个城市的经济是不可能维持的。

　　龙永图介绍，德国和日本经济发展能长期持续，就是有一批一流的蓝领工人。“要给他们盖房子，提供教育服务，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这个城市才会稳定，我们这个城市才会协调发展。”讲到这点，龙永图激动地说，“现在最大的协调，就是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如果不协调，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城市。”

　　土地供应、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

　　对高房价，龙永图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龙永图观点非常鲜明：“现在的房价之所以高，主要就是在土地供应上，在建设一般老百姓的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够。”

　　龙永图肯定了房地产行业的“功不可没”之处。他认为，“今天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很快走出来，房地产行业功不可没。”龙永图介绍说，当时把单位分房制度改革了，打造出中国新兴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六七万家房地产行业，使得中国发展由于房地产的推动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另外，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设施改善，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很多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靠我们政府从房地产那儿拉过来”，应该说，“房地产开发商对政府的财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重大贡献。”

　　但，肯定成绩不代表没问题。龙永图直言，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次住房改革就有失公平，没有采用渐进的方法，而是一下子采取了市场化。“1999年前的可以分房子；1999年后，也是大学生，工资才几百元一千元，就要买房子，这不公平。”龙永图说。

　　2／3的房子由政府来供应，房价问题才能解决

　　龙永图表示，自己一贯的观点就是：不要干预房价，让房价与市场供求关系解决。但是，政府必须在提供廉租房、提供经济适用房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针对当下，他建议形成一种住房体制的新格局，即大于2/3的房子由政府提供，1/3的房子由开发商解决，而开发商提供的这一块，“房价越高越好，税收给政府”。

　　龙永图直言，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提供2/3的住房。“政府现在不是穷得叮当响，是有钱。过去可能差钱，可以理解。但现在无非是少拿点钱，给老百姓办实事。”龙永图再三强调，如果不是真正地把2/3的房子由政府来承担，房价问题就解决不了。

　　此外，在土地供应方面，他建议政府也要想办法把交通方便的地段，留下来给老百姓盖房子，“你不要因为这个地方值钱就给开发商”。“富人有钱，可以把高档房建到郊区去，你坐奔驰宝马去你的住房。”“把那些好地，适宜居住的地，把位置好的地全部给了开发商，我觉得那是不合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真正要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也许意识到自己发言太过犀利，龙永图演讲中也承认：“我这话，让房地产开发商不太高兴，市长也不一定高兴。他们希望看到高档房税收来得多。但如果城市市长不拿出好的地给百姓，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不够资格。”此言一出，掌声雷动。 本报记者 马 燕

　　龙永图点评异域城市故事

　　记者粗略一数，昨天1小时多的演讲时间内，龙永图讲了不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小故事，以佐证其城市发展理念，记者特地摘取了其中几个精彩的故事。

　　日本司机调台、法国老太救鸽子

　　讲到包容、理解、以人为善的城市精神时，龙永图提到，某次去日本，日本的汽车司机一听他会讲英文，立马把日文台调到英文台给他听。在巴黎公园散步，他看到突然一大堆人围着一个老太太，一看原来是一只鸽子吃花生卡住了脖子，那个老太太费了很大的力气，慢慢地把花生从这个鸽子嘴里面抠出来，周边30个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老太太感觉到很自豪。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大家能够给任何做一件好事的人一种赞赏。

　荷兰女王低调出席会议

　　“改革开放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建筑有少数的人模式讲排场，搞形式主义，我们大饭店的大堂建得像外国人的皇宫一样。而其实国外会议相当简单。”龙永图举例他一次参加的美国和欧洲最富有、最有名气的贵族出席的会议，那天他是主讲嘉宾，以为会坐在第一排，但根本没有第一排，后来他问了基辛格自己应坐哪，基辛格说，你随便坐。“凳子很小，基辛格1/3个屁股都在外面，2个小时一直在动。”龙永图笑着回忆，他还提到，自己旁边来了个老太太，非常谦和，后来才知道是荷兰女王，因为那是个私人会议，所以每个人都是个人，不摆架子。龙永图说，“我们的大老板也要考虑，怎么从‘神位’上走下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马 燕

　　上这个班那个班

　　我的孙女我都见不着面

　　龙永图妙语连珠说入世、谈公考、评教育

　　演讲结束后，龙永图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中美关系、媒体责任、创业环境、中国教育这些“宏大主题”，到了曾经的首席谈判代表那里，答得贴切鲜活、妙趣横生，博得阵阵掌声。

　　入世

　　相当于卖菜小贩变大商贩

　　问：你当过高官，退休之后还担任了节目主持人，这样的兴趣和爱好，能不能与大家分享一下。

　　答：我在我的老家、贵州卫视一个对话栏目《论道》担任主持人。叫主持嘉宾也好，嘉宾主持也好，是什么驱使我做这个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呢？我感觉在中国媒体中，电视的影响力大概是最大的。

　　中国入世以后，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每个省每个市都去，后来我就在电视台上做了两期节目，一期就是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以前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小商贩，我们担了青菜到市场上去，我们做了一个小动作，在青菜里面加点水，压一点分量，没有人管你的，影响不大。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时，我们有头有脸了。我们不是单一的小商贩，而是一个商铺的大商贩，也卖肉、卖豆腐，这个时候如果你做假的话，那么对整个市场影响很大。如果有人把你的菜场给砸了，你就得去找派出所工商局了。世贸就是派出所、工商局。

　　奥巴马访华

　　不会专为特保轮胎

　　答：（接着上面问题）我最近做的节目，是关于奥巴马访华。很多人说他来，要谈特保案啥的。

　　我说，到3季度时遭受的贸易纠纷加起来才100亿美元。而前三季度我们出口量8800亿美元，只占百分之一。为什么把百分之一的问题造这么大呢？当然对轮胎企业来说是百分之百的。但全局来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要通过法律、WTO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好不容易见面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平心而论，美国市场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市场，每年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拿出来1600亿美元，才有了中国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们一些媒体，一看到贸易摩擦就兴奋得很。这些问题，请律师解决嘛，请商务代表来解决。你掺乎什么呢？你又不懂。（掌声）所以我想，通过自己在电视上阐明些观点，对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理解，让更多百姓了解更多战略问题。（掌声）

　　养老

　　送老人进养老院有违传统

　　问：目前中国处于有很高人口红利的时候，再过30年就进入老龄化的时代了，社会如何更好地体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答：还没有进入老龄化。我们中国每年还新增1500万、2000万的人口，所以我们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还可以保持一二十年左右。对老龄化，我们应从基础设施方面，从住房硬件方面来解决，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整个社会培养一种尊老的文化，要尊重老人，孝敬老人。像西方把老人送到老人院去的做法，我觉得在中国违背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传统，当然有人愿意选择，也要尊重自由。我老母亲，是绝对不会送到老人院去。（掌声）

　　当然，以后一家4个老人，怎么办？家政行业应该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家政缺口几千万。希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够在培养家政人员方面承担这一部分责任。

　　教育

　　莫使一代人成没感情的人

　　问：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答：很大问题。首先中小学教育就是一个应试教育，孩子失去了幸福的童年。我有一个孙女，简直见不了面。上这个班那个班。英文班我来教几句好了（笑声）。除了五天上课以外，周末还要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课。我觉得应该有刚性的规定，小学生周末不能再上乱七八糟的课。可以上一些文艺、体育方面的课，绝不要上奥数方面的课。因为他们在教程里面已经学了数学了，没有必要再学奥数了。有人说奥数比黄赌毒还坏。我赞成。

　　而且这样教育下，他不了解社会，不知道做人，不知道什么叫亲情。这一代人没时间和我们交流，怎么会有感情呢？搞出这样一批人出来，就会考试，就会说，今天我考了多少分，爷爷你给我什么奖励？（笑声、掌声）

　　我在某大学看到，晚上一对对的谈情说爱，在大学里就是混文凭。我带了两个博士生，本来想让他们好好研究一下，加入世贸后，国内外压力的互动怎么促进中国入世的进程。我有资格做的。但考察一个博士，要发很多论文，这不是研究问题，是凑数。这种体制有什么用？！（掌声）

　　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确实要很好地反思，要下很大的决心，要使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仅仅成为有学问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感情的人。（掌声）找个爱人，是双硕士也好，或者怎么样，如果他不懂得感情的话，会痛苦一辈子。（笑声）

　　创业

　　公考热意味着创业精神下降

　　问：在经济变幻莫测的今天，对青年创业有何建议和忠告？

　　答：我觉得首先要在政策上鼓励。使创业者成为社会上最受尊重的人。营造一个容忍失败、尊重失败的氛围。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看一个长跑比赛时，如果有些观众看到给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人鼓掌，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给予失败的人宽容和鼓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可以建立一个创业的保证金，创业失败以后，可以给他一个最低的保险。

　　如果国家没有一大批的创业人才，特别是年轻人，那么国家也不可能有生命力。但现在的创业精神，比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下降，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愿意当公务员，就造成了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几千人来应聘。90年代的时候，很多公务员丢掉饭碗自己下海创业。 马 燕

　　【人物名片】

　　龙永图：1943年出生，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至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1986年奉调回国，先后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1993年调入外经贸部工作，2002年-2003年初担任外经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2003年1月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最近，应邀担任贵州卫视《论道》栏目嘉宾主持，成为入主电视主持界的第一位前政府高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70后已经退居幕后，而80后逐渐成为社会舞台中央的绝对宠儿。80后的作家、CEO、亿万富翁等等一系列令人羡慕的光环笼罩在他们身上。80后同时也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正为各行业商家的争抢对象。

　　80后成为楼市的主力军，也应运而生成为楼市的流行语。但是在流行语的背后，却透露出“宠儿”们的心酸和无奈。作为时代的幸运者，80后可谓如鱼得水，有知识、有远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一种独立自主生存精神。但是因为房子的存在，我们最好的一代却生不逢时，因为他们遭遇到了高房价。

　　如果没有高房价，如果我们可以用3—5年的收入买套房，那么80后的生活将会轻松很多。但实际情况是，如今的大部分人不吃不喝需要大概15—20年的时间才能买套房。因为房子，我们害怕事业；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创业；因为房子，我们被迫啃老；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养育下一代。

　　这就是作为我们社会栋梁80后们的真实写照。记得不少开发商的御用文人在媒体上大谈房子对于青年的生活幸福度的重要作用。我想这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最大谎言。比文物价格还贵的房子如今能给年轻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和压迫下的无奈。

　　一个幸福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年轻人不仅要拥有房子，更应该拥有其他幸福的一切，比如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恩爱之乐、相夫教子之乐。但是因为有了房子，其他的幸福就不复存在，而且房屋本身何乐之有？当80后每天一睁眼就是数百元的房贷，他们还有心情去想念其他吗？

　　记得有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哥的话让我震动良久。当我问他整天跑北京的大街小巷烦不烦时，这位大哥回答我：“烦也没有办法，每天一睁眼，就是300元的车份子钱，你不跑怎么办？我也想周六带老婆孩子出去玩玩，但是人穷志短啊。”

　　好一个人穷志短，一语惊醒梦中人。这话对于80后同样适用，最有前途、最有潜质让中国强大的一代人如今因为高房价而沦落成为最志短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后因为房地产而沦落为最没有志气的一代。

　　我认识一位北大毕业的80后，如今毕业5年，但从未见父母来京和其一同生活过。平时一起聊天问其原因，仁兄的回答是：“父母不愿来京，因为怕增加其负担。我也不愿意让他们过来，等我买了房子再说，没有房子在父母面前多没有面子。”

　　听了这话，内心真的是万分凄凉。如果在20年前的今天，你问一个北大学子的抱负，他一定会回答你“我将为祖国强大而奋斗终生”；如果你问10年前的北大学生，他会回答：“我将成立中国的微软公司，一定会超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今天的北大学子，其抱负却转变成为尽早拥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这样父母来京自己就不会太囧。

　　抱负的转变反映出80年后生存的尴尬。当我们骄傲地宣称GDP进入世界前三、我们的航天员实行太空漫步，我们的房价正和国际接轨时。殊不知我们丢失了一国发展壮大的最核心竞争力，那就是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和发展力。

　　(作者：徽湖 房地产资深评论员、图书策划专家，从事地产10余年，长期从事地产一线实战工作，发表文章100余篇，出版专业房地产书籍3本。)